直面新时代四大之问 构建中国金融理论系列文章之二：人民之问

2026-11-06 · goorout.com

直面新时代四大之问：构建中国金融理论系列文章 一、人民性是中国特色金融理论的基本立场 金融发展为谁服务、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是金融理论建构必须回答的本源问题。在构建自主自立的金融理论体系进程中，“人民之问”是区别于西方金融范式、锚定中国式金融发展道路的核心命题，也是贯穿金融理论创新、制度设计与实践运行的主线。 西方主流金融理论诞生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直面新时代四大之问：构建中国金融理论系列文章

一、人民性是中国特色金融理论的基本立场

金融发展为谁服务、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是金融理论建构必须回答的本源问题。在构建自主自立的金融理论体系进程中，“人民之问”是区别于西方金融范式、锚定中国式金融发展道路的核心命题，也是贯穿金融理论创新、制度设计与实践运行的主线。

西方主流金融理论诞生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根植于资本至上的制度逻辑，以利润最大化、资本增值最大化为核心目标，整套理论框架、评价体系、研究范式均围绕资本收益和企业利润展开。而中国式金融理论必须立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跳出单一市场化、资本化的狭隘认知，将公平普惠、民生兜底、共同富裕作为核心价值追求，从根本上划定中国金融理论的初心使命，在于服务实体经济、保障社会民生，终极价值不在于资本的自我增殖，而在于回应群众期盼、破解民生难题、增进全民福祉。这一核心定位，决定了中国特色金融理论根本属性就是人民性，始终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金融回归服务社会、服务民生、服务发展的本源。这不仅是区别于西方资本主导金融体系的主要标识，更是我们解答新时代金融“人民之问”的基本立场。

二、西方资本金融范式的固有弊端与认知误区

在西方金融体系框架下，金融资源配置遵循风险与收益匹配的单一市场化原则，天然向大型企业、高净值人群、优质产业赛道倾斜，资源集中化、服务圈层化特征显著。普通居民、低收入群体、小微经营主体、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因单体融资额度小、信用资质薄弱、缺乏抵押物、服务成本偏高，长期被主流金融服务边缘化，难以获得平等、可及、低成本的金融支持。

从某些意义上看，金融资源结构性失衡不是偶然的市场现象，而是西方资本金融范式无法根除的内生缺陷。因为当金融沦为资本逐利工具时，资本逐利的核心导向，就会逐步脱离实体经济本源、脱离社会民生需求，陷入“以钱生钱”“脱实向虚”的自我循环，催生出结构性、根源性的市场弊病，形成了难以破除的金融排斥困局，加剧贫富分化、激化社会矛盾，背离金融服务社会的初衷。

反观国内金融理论研究领域，长期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与认知偏差。部分学界观点盲目照搬、机械复刻西方金融理论体系，片面放大金融的商业化、市场化、逐利化属性，淡化甚至消解金融的社会属性、民生属性与公共属性。这类亲西方的片面认知，放大金融逐利属性，有意无意淡化金融服务大众的社会价值，将金融普惠、民生兜底、政策性帮扶等制度实践视为“市场化低效”，割裂金融的普惠底色与民生担当，片面推崇金融机构盈利指标、资本回报率等单一评价标准，割裂了金融发展与民生保障、社会公平、共同富裕的内在关联，归根到底就是用商业化逻辑消解金融的人民性。

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这种只注重商业化运作的模式显然不适用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金融发展道路，脱离人民立场、以资本为核心的金融理论与发展模式，无法实现金融资源的普惠均衡配置，更无法适配现代化社会的民生保障需求。究其实质，这种发展误区就是用资本逻辑消解金融的人民性，用西方范式替代金融的本土性，用逐利目标淡化金融的民生性。如果长期以这类理论为指导，必然导致金融研究偏离主流、金融实践脱离群众，陷入“重资本轻民生、重效率轻公平、重大户轻小微”的发展误区，无法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金融、民生金融的期盼，难以解答新时代金融发展的“人民之问”。

三、以民生导向为准则建构中国金融理论范式

回应新时代金融人民之问，根本出路在于立足中国国情、扎根民生实践，自主构建以人民为中心、以普惠为导向、以公平为目标的中国特色金融理论体系，加快构建契合中国国情的民生金融理论，摒弃对国外金融理论的盲目照搬与机械模仿，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金融需求。

中国式金融理论确立“金融为民”导向，摒弃西方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单一标尺，把公平、普惠、可及作为核心评价维度，跳出西方金融资本的狭隘利润逻辑，构建兼顾商业发展与民生普惠、统筹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复合型理论体系，优化普惠信贷、促进资源公平配置，补齐民生短板、消解金融排斥，推动金融发展由“资本导向”向“人民导向”范式转型。

中国式金融理论立足本土创新重塑资源配置逻辑，推动商业性、政策性、普惠性金融协同联动，构建分层精准的现代民生金融体系。通过完善普惠定价、基层信用体系与应用场景，引导金融资源从头部集中转向全域普惠，缓解基层主体金融可得性不足、融资成本偏高、服务场景匮乏等痛点。

中国式金融理论坚持基层与问题导向，对接返乡创业、教育、养老、医疗、社区服务等民生金融需求，面向低收入群体、小微主体、新就业群体、个体工商户、乡村居民开展理论创新，紧扣群众急难愁盼，形成适配国情的定价、授信、风控与普惠服务框架，破除传统金融重大客户、重抵押、排斥基层小微的服务壁垒，破解长尾主体信用难评估、风险难量化、成本难覆盖的固有难题，推动普惠金融从单纯政策让利走向商业可持续的理论行进。

中国式金融理论厘清市场化运行与民生服务的辩证关系，阐明市场化是服务民生的工具，增进民生福祉、推动高质量发展是金融发展的终极旨归。这一理论主张正本清源，摒弃“唯市场化”“唯盈利论”，纠偏资本逐利优先的单向逻辑，遏制资本无序扩张、脱实向虚，锚定金融扎根人民、服务人民的根本初心。

四、以理论自主赋能实践跃升、升华金融人民本位

解答金融领域的“人民之问”，完成前三部分从价值立场确立、弊端误区辨析到理论范式建构的层层递进，最终要落脚于理论自主的体系化落地、实践化转化、时代化升华。如果说前三部分重点解决了“为何坚持人民性、西方范式为何失灵、需要构建何种民生金融理论”的基础性问题，那么新时代金融理论自主创新，核心还要破解“本土理论如何落地、人民立场如何固化、金融价值如何长效赋能民生与现代化建设”的进阶性问题，实现从“理论建构”到“理论赋能实践、引领发展、回应时代”的质变，跳出范式模仿、理念重复、实践表层的发展桎梏。

不同于西方金融理论服务资本扩张、适配高净值客户的现实逻辑，中国特色金融自主理论的核心使命，是适配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目标，破解我国金融发展中“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安全、市场化与公益性、头部赋能与基层兜底”的特有辩证关系。过往金融领域的认知偏差与实践错位，本质是理论话语权缺失导致的路径盲从，而真正的理论自主，绝非简单对西方范式的修正补缺，更要立足中国制度优势、民生特征、发展阶段，构建一套原生性、自主性、实践性、时代性的金融知识体系、评价体系和治理体系，让金融人民性不再是抽象的价值理念，而是转化为可指导实践、可落地落地、可迭代升级的理论工具与治理规则。

立足新发展阶段，以理论自主答好新时代金融人民之问，核心在于推动下列三大维度突破，克服“悬浮化、单一化、表层化”弊端，实现与前文理论建构的差异化互动进步。

一是突破理论悬浮化，推动本土金融理论场景化落地。未来，我们必须摒弃重概念阐释、轻实践应用的研究惯性，针对我国城乡金融二元结构、新就业形态金融服务、乡村振兴金融赋能、民生应急金融保障等特有场景，将草根金融、民生金融、普惠金融的核心理论，转化为可操作的风控模型、定价规则、服务机制、监管标准，解决传统金融理论“水土不服”、本土理论“悬在空中”的老问题，让理论创新精准对接基层民生痛点、产业堵点、发展难点。

二是突破“好金融”评价单一化，构建人民本位的金融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首先是要打破西方金融以资本回报率、机构利润率为核心的单一评价标准，其次要及时建立兼顾金融稳健性、实体经济赋能度、民生普惠可得性、社会公平贡献度、共同富裕赋能成效的多维评价体系，将小微企业融资覆盖率、低收入群体金融服务满意度、乡村金融资源下沉比例、民生领域金融保障力度等民生指标，纳入新时代“好金融”核心考核维度，从制度层面固化金融为民的发展导向，杜绝资本逐利挤压民生金融空间的问题。

三是突破发展表层化，实现金融理论与国家民生战略深度耦合。跳出单纯的金融服务的狭义认知，将金融人民性理论创新融入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民生保障现代化等国家重大战略，引导金融资源精准适配民生事业发展，推动金融从“被动兜底民生”向“主动赋能民生升级”转型，从“单点服务群众”向“系统性改善民生福祉、优化社会财富分配、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发展，让金融成为调节社会公平、夯实民生根基、推进共同富裕的核心金融力量。

归根结底，金融“人民之问”的终极解答，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理论教条，而是与时俱进的实践课题。坚持理论自主、推进范式重塑，最终目的是摆脱西方资本金融的思维桎梏与路径依赖，让中国金融理论扎根中国大地、回应人民期盼、引领本土实践。在金融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中，唯有持续深化金融理论自主创新，不断完善人民本位的金融理论体系、治理体系、服务体系，才能始终守住金融为民的初心本源，让金融发展的成果真正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的金融理论支撑与实践根基。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普惠金融与法律监管研究基地副主任、中国地方金融研究会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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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普惠金融与法律监管研究基地副主任、中国地方金融研究会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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